“数字”打开“人文”新视野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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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数字人文”成为学术领域中的热点。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想要保持自身活力，都需要不断向外借鉴资源、汲取营养，人文学科也不外如是。如今，我们正生活在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声像技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让人目不暇接。传统人文研究借由数字科技激活自身研究空间，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原文 ：《“数字”打开“人文”新视野》

作者 | 本报记者 杜娟    特约记者 刘慧慧

图片 | 网络

“数字人文”开辟学科新领域

“数字人文”这一概念自2009年由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在《“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一文中首次提出后，为国内多数学者所接受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然而，对“数字人文”的范畴边界和核心内涵一直有不同的阐释。    

在北京论坛系列之“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论坛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解释了数字人文的两方面含义：一是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为其提供新方法新范式，注入新活力；二是将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积累引入到互联网环境中，营造由人文精神引领的、更加丰富多元的网络信息生态。 

就数字人文的内涵及其价值，本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静副教授和历史系王涛教授。陈静副教授将“数字人文”定义为一套提出、重新定义和回答学术问题的办法，即人文学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尤其是电脑数据库）作为外在的工具，来回答他们过去已经提出的学术问题，或者是受到数字技术和思维的影响而提出的新课题，甚至产生新的研究范式。王涛教授则表示，数字人文最积极的作用是带来观念的变革，它让我们在研究议题的发掘上，去提出传统上不会去触及的领域。数字人文通常具有探索性，它还带来了研究成果的多元化呈现方式，即人文研究的成果不再局限于学术论文或者专著，而可能是一个网站，一个数据库，或者具有互动性的电子学术出版物。

近期，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超学科视野中的数字人文与传播创新学术论坛暨《数字人文研究》学术集刊首发式”举行。在论坛上，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周婧副教授提出，数字人文既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新型学科领域，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此外，数字人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始终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为前提，计算机技术与传统人文学科的结合模糊了文理之间的界限，体现出文理交叉的跨学科特点。对于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性或者说超学科性特点，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胡学峰研究员认为，数字人文引发的超学科方法论不再把学科边界作为预设前提，它带有反学科的特点。它通过将学术领域内外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不仅突破学科的边界，还要突破大学的边界，使得政府、企业、高校、公众等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超学科所产生的成果可能并非任何学术规划所能预期，而一旦实现将会极大推进知识创新的步伐。

数字实践的加速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已经深入到了各个学科领域。它不仅仅带来了数据库、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变革，更为学术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思路。

比如，语言学的很多研究本来就是文理交叉的，是真正把作为一种社会、人文现象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从认知、心理、神经、计算、物理等角度做定量研究的学科。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郑伟教授对记者表示，在数字人文的时代背景下，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主题得到了极大拓展，比如对语料的存储、加工和提取，就可以借用数字化的工具。对语言变化的动因和机制，就可以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发音生理、声学表现、感知线索等角度的跨学科研究，从而将人文和数理的分析方法相结合。

除计算语言学外，另一个常常与人文研究结合、被认为是“数字人文”技术的领域是地理信息系统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禹贡”，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兆鹏与“搜韵网”合作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等项目，以地理系统为依托，人文学家参与其中，试图以地理框架来落实历史文本信息，从而以新的时空观来审视中国历史与文化。（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数字技术与数字工具被大量引入人文科学，通过数字化、数据化、网络化，建构了大规模的研究基础设施（数据库平台、数字人文中心等）。这种研究基础设施对于传统人文研究，不仅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视角，而且实现了“载体的转型进而导致的意义变迁”。它极大加速了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人文研究的自觉意识的成熟，也促成了《新华文摘》原总编张耀铭所说的人文研究“从数字化生存到数据化发现”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大爆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范式——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数据挖掘、算法参与、社会分析、机器学习等手段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张耀铭《数字人文的张力与困境——兼论“数字”内涵》，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挑战：超越“数字工具化”的观念

数字的技术、工具和媒介确实为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机遇，但同时数字人文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已显现。学者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数字人文的发展无疑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我们推进数字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的过程中，应该跳出以往的传统思维框架。

目前，数字人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人文学科领域对数字技术的引入，将原先的经典文献数字化处理，也有部分研究开始触及人文领域的某些核心问题，如主题、意义、情感、价值等。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相对严重，这是数字人文初级阶段的重要表现和必要准备，但是数字人文不能止步于此。如果数字人文要真正成为重构人文研究的方法，就必须要对“人文化”方面重视起来。

王涛教授表示，数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文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优质的关联数据，由此方能以更好的方式实现知识生产。但是，针对现存许多数据库重复性建设的问题，则需要设立相关机构来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数字人文的人才培养也需要跳出传统的学科框架进行顶层设计。目前，国家层面在思考“新文科”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数字人文与传统历史研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数字人文不是为了取代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跨界合作的思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会被抛弃，而是在“历史学的方法库存”中，又添置了一个新的设备而已。当然，我们在历史研究中需要贯彻问题导向，也就是说，数字人文的方法和理念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高科技。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杨庆峰教授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数字技术提供了很好的事实再现、统计和分析工具，起到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但是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还提出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如本体论的区分，哪些对象可以被数字化，哪些对象无法被数字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为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出一条界限：意义本身不可数字化，可数字化的是意义之外化物和遗留物。以《梵高的鞋》为例，这幅画能够数字化为数字作品，但是其原始的光晕却无法数字化。如此，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让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个三元难题：无法被数字化之物、能够被数字化的原始事实与被建构出来的数字事实的关系。这一难题的存在意味着将数字技术理解为工具是不足的，需要加以超越。

胡学峰研究员强调，数字人文的核心是“人文”。着眼于人类生存意义这一终极的人文问题，数字人文研究需要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超越具体的数字资源库的建设、新智能算法的研发以及虚拟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关注数字时代的信息资源占有不平等，人工智能对人性的拓展与截除，混合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物、人与人的融合与斗争等主题。

数字人文已经成为当前学术领域的热点。在这个充满了活力的领域，数字人文学者不能再单兵作战，而应加强协作。张耀铭建议，今后要加强问题导向，提升复合素养，加强跨界合作创新，并提倡文化批评，等等。他认为，应将批判性思维延伸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范畴中去，以此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方法，丰富数字人文的学术能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9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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